近代以来，欧洲国家发动军事战争中，外交对于战事的辅助十分重要。战争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国家之间暴力对抗的外交形式，而战争期间的辅助军事作战的外交活动也必不可少，这对于潜在敌人众多、缺乏足够军事力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讲尤为重要。

在18世纪50至60年代，东印度公司辅助军事行动的外交方针就是，拉拢敌方的敌对势力、分化结成同盟的印度反英势力。早在第二次卡纳提克战争中，东印度公司方面就有和马拉塔人联合的军事行动。

普拉西战役爆发背景之一，就是英国殖民者担心法国殖民者与孟加拉的联合，增加自身的军事压力与风险。虽然克莱武等人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公司在印的商业利益与投资分红，但实质上已经变为殖民政权的东印度公司，开始陷入军事干预与争夺印度霸权的道路上。

此外，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，与第三次帕尼帕特之战后印度多个地方政权形成“均势”有关。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阿瓦德地区的行动，也并未引起当时各政权的注意，凭借这样的外部环境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者初步立足于孟加拉和东西海岸地区。

18世纪下半叶，外交辅助作用在公司战争中逐渐凸显，相比阴谋手段更加有效。协助军事政府的外交工作重点，就是防止侵略对象与其它西方势力的合作与联盟。在与迈索尔和马拉塔人的战争中，法国人的出现在公司看来总是阴魂不散；19世纪上半叶俄国对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的染指野心，同样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担忧。这就需要加急征服速度，并且排除英国之外的其它西方势力。

1780年前后迈索尔人、马拉塔人和海得拉巴组成反英三角同盟联合出兵时，公司殖民者就面对法国和荷兰的军事进攻。在印度地区近乎孤立的状态下，英国殖民者只能依靠军事与外交结合的手段破局。

外交上对于法国等西方势力公司虽无力解决，但可以从印度土邦政权中下手，斩断他们自身或者与法国等国的联系。时任总督黑斯廷斯，选择分化反英联盟中实力与意志最薄弱的海得拉巴，以满足尼扎姆的条件诱使其退出同盟；至于马拉塔人，在军事打击佩什瓦和辛迪亚王公后，以合适的条件并摆出退让姿态缔结合约。

到最后，就可以集中军力对付得到法国和荷兰部分援助的迈索尔政权。国际局势上，法国和荷兰因为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反英态度，与迈索尔结盟参与南亚战事。两国虽派出海陆军部队，却对印度地区的战事影响有限。加上1783年北美战事结束后英国与这两国订立和约，迈索尔王国已经处于孤立状态导，迫使提普苏丹与自己议和停战。

18世纪末，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新的军事压力。虽然早在1793年前后英国人就占领了法国在印度的各殖民地，但迈索尔、海得拉巴和马拉塔人都有与法国再次合作的可能。韦尔斯利总督对迈索尔和马拉塔的战争中，也得到了管理印度殖民事务的邓达斯支持。因为后者与韦尔斯利在印度事务上的想法基本一致，既不能让法国中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征服计划。抛开迈索尔政权与法属毛里求斯群岛的联系，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消息就足以鼓舞提普苏丹，除了速战速决消灭提普外别无他法。

在第四次英国-迈索尔战争中结束后，法国可以在印度反扑的最后盟友也彻底消失。马拉塔的辛迪亚、朋斯拉王公虽然雇佣了法国军事教官，但因这些法国人多是追求经济报酬的军事冒险家，所以他们与法国势力的关系远不如迈索尔人。在19世纪初对马拉塔王公们的战争中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无需考虑外国势力或者盟友的因素，因为后者没有真正的外交盟友也未曾展开过此类活动。

在第二次英国-马拉塔战争结束后，为防止沙俄染指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地区，电商美工外包网破坏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初步确立的殖民霸权。明托总督就派遣使者前赴旁遮普，希望拉拢并试探兰杰特·辛格的态度，同时以萨特累季河作为两方的势力范围划分。最后通过协商双方基本维持和平现状，英国殖民者表面默许锡克王国在河西岸的扩张。

到19世纪30年年代，为使锡克王国成为对抗俄国势力的缓冲国，时任总督本廷克亲自与兰杰特辛格会晤重申同盟立场。这时期虽然双方和平来往为主，但东印度公司初步了解对方的军事现状，为将来可能的行动进行情报方面的观察搜集。

在保证西北方面的安稳后，英国东印度公司能够集中精力完成对马拉塔人征服，免遭腹背受敌的风险。等到大半个印度都已经屈服于英国殖民者后，腾出手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，可以从容进军信德和旁遮普地区，以完成对整个印度地区的军事征服。

18世纪中叶开始印度地区整体处于无政府状态下，无论是西方殖民者还是形成的多个土邦政权，都可以视为外交上的独立政治体。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军费补助金条约为基础形成的附庸联盟，也是一个西方殖民主导的外交联盟。公司的军政人员就利用这种契约式的条约体系傀儡印度王公，在战争中动用各种所需资源帮助他们。阿瓦德和海得拉巴在进入条约体系后，这些地区的印度统治者慑于东印度公司的淫威，尽力满足后者提出的种种要求。

同时，殖民地的领导者开始学会运用较为合规合法的手段辅助或介入战争。早在第一次英国-马拉塔战争结束后，东印度公司就派出驻扎官前赴辛迪亚。之后利用马拉塔的内部矛盾，浦那地区也接纳了公司驻扎官。虽然表面上这是双方外交活动的产物，但这些驻扎官就如钉子一般，楔入这些印度地方政权的核心，起到刺探政治动向与军情的战略意义。

而外交介入印度政事，并为战争吞并寻求合理性方面。1790年后康沃利斯总督就以看似合理的方式，介入迈索尔与特拉凡哥尔的战事，并在海得拉巴和马拉塔人之间找到共同点来对付提普苏丹。这样就算面对国内的指责，康沃利斯等人将军费条约构成的作军事同盟，为第三次英国-迈索尔战争的合理性辩护。

战后康沃利斯欲扶持印度教王公统治迈索尔的打算，实际上为东印度公司找到了补充了军事征服的合法性。即英国殖民者作为印度地区实际上的统治者，维系各政权的统治正统性。1799年英国殖民者扶持迈索尔前印度教王公，又在1818年维持西瓦吉后裔的名义独立，都是践行这个理念以掩盖武力征服的野蛮与不合理。

作为代价，这些被征服的政权名义上加入条约体系，也是一种对英国殖民者的报答。到英国-锡克战争时期，那些签订条约的一些土邦统治者，更是按照公司领导者的要求出兵出力协助英国的侵略战争。从成效性来看，这种间接统治的附庸体系加速了英国征服印度地区的速度，那些主动或者被动成为公司附庸的土邦王公，或多或少成为殖民征服战争的帮凶与助手。

综上所述，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当地政权武装交手时，大多存在政治阴谋手段与外交运筹的襄助。东印度公司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表现，大多未能像常规军事战争一样以实力定胜负。印度地区相互敌对的各政权与其内部统治阶层的矛盾，都为公司实施阴谋分化、外交制衡提供了便利。但随着公司军队的发展变化，这些正面战场以外并不光荣的取胜手段，其贡献度也会随之提高或降低。公司在军事上的成功进展与胜利，战场作战、施展阴谋手段与外交辅助这三者有序地匹配结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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